稀土比毒品更容易讓人上癮？央企和地方暗戰升級
“稀土行業有海洛因的利潤，卻沒有海洛因的風險，各種力量都可以在這里發生作用，不做白不做。”價格低的時候2萬元~3萬元/噸，價格最高的時候40萬元/噸。低成本，高利潤。稀土比毒品更容易讓人上癮。這一條利益鏈上，捆綁著從老百姓到官員、從地方到中央的廣泛的社會和市場關系。
江西贛州，我國南方稀土生產重地，圍繞巨額利益形成的矛盾很有代表性。
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在一座山頭發現稀土礦，從此以后，哪怕是風聲再緊，他們也會偷偷開采。江西“老表”們互相監督，他需要拿賺來的錢去堵他們的嘴。
能搞稀土的一般是兩種人：一種是牢房里出來的人，另一種是能把牢房里的人撈出來的人。不怕死的和領導干部都牽扯其中，哪怕是配備再多的武警官兵，對于地方礦管局、稀土局的公務員來說，天天都做著可能“掉帽子”的事。
稀土開采之后造成的環境問題引來了環境治理的企業，而企業和當地政府、居民又產生了新的矛盾。居民懷疑企業為稀土回收而來，企業打著治理的牌子卻沒能給當地政府帶來多少好處。而地質部門和中介部門又可能因為數據作假被牽扯其中。
同時，央企和地方之間圍繞稀土資源的暗戰再次升級。礦產資源是國家的；但礦藏于地下，上面表土層的山林是農民的。有些問題，只能依靠地方政府解決。而贛州自己有企業，為什么要拱手讓給央企？而即便是地方企業自身，也面臨自主開采和個體老板開采的贖買矛盾。
去年以來，中央對稀土的監管和整合力量明顯加大，但效果卻不容樂觀。老百姓與官員，央企與地方政府，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利益糾纏，難解難分。稀土的“毒”，不是能簡單消解的。
凌晨3點多，潘娟猛然從睡夢中驚醒，嚇得一身冷汗，她又夢見丈夫被抓了。已經很長時間了，她常常做同一個夢。“被嚇醒了，就再也睡不著。”
兩年前，潘娟的丈夫在江西贛州某縣發現一處稀土礦，并成功地以種植果樹的名義花了40來萬從“老表”手中把那座山頭買下。除了在邊上種一點樹，他們主要是偷采稀土礦。
自去年下半年始，中央對稀土行業實施高壓的管控政策，整頓稀土行業秩序，重點打擊非法開采、生產、黑市交易、出口走私等違法違規行為。
風聲很緊，幾乎所有的正規企業都已經停產，但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潘娟的丈夫他們依然在頂風作案。
每到放長假的時候，他們便在晚上雇工偷采。整個春節至正月十五之前的每個晚上，趁著沒人巡管，他們一直在“加班加點”。
“一般從晚7點開始，做到凌晨7點收工。很多地方都這么干。”潘娟說，“下午拉去吉安永豐縣粗加工成氧化物，一般在晚上偷偷加工，凌晨拉回來，不到一天時間。”
加工出來的稀土氧化物有專門的人來收，“偷偷地走私到日本”。
偷采稀土的成本不高，人工費每人每晚300塊，但打點附近近100戶“老表”的費用是一筆巨大的支出。“來一個人給必須給錢打發，過年還要打紅包。不給就告你，非法開采、污染，這是把柄，如果被舉報成功一次，炸掉礦點的設備損失就是兩萬塊，‘老表’已經越來越厲害。”
休息了一段時間之后，他們預備在“五一”長假期間再干7個晚上。
嚴管：橫豎都可能掉帽子
中央對稀土的監管越來越嚴：第一，嚴格控制采礦許可證；第二，有開采許可證的，嚴格控制開采總量；第三，冶煉稀土的企業，配額和指標嚴格控制。
中國重要的重稀土產地贛州，在媒體的聚光燈下，也在實施最嚴格的治理整頓。“市委書記把各縣的縣委書記都叫過來，將治理整頓列為‘帽子工程’，整治不嚴是會掉帽子的。”
去年10月下旬，贛州市統一發文，要求稀土企業全部斷電停產。
現在看來，整治確實有效，贛州的采礦點從原來的1000多個縮減為100個，偷采的現象少了很多。
整個贛州把88本采礦證整合到贛州稀土礦業有限公司(下稱“贛州稀土礦業”)名下，由贛州稀土統一負責采礦權人的管理，以及稀土的營銷、采購和買賣。稀土礦的開采總量也由贛州稀土礦業統一控制，不能超過國家的生產配額，超過了便會受懲罰。“只能出9000噸。若剛好完成，明年也是9000噸的配額，若多生產了1000噸，明年就只能生產8000噸了。”贛州稀土礦業的一位負責人向記者坦陳，“但因整個管理當中有很多漏洞，很多人把指標完成后，多生產的部分我們無法監管，它就偷偷地走私掉了。”
贛州稀土漫山遍野地分布，淺層，易開采，許多農民分到的山林都有稀土。也因此導致監管的難度相當大。
雖然巡管的隊伍越來越龐大，但現在的農民已經很會開礦了，有點防不勝防。“稀土礦漫山遍野地分布，很多山不僅偏遠，連路都沒有，偷采的人還專門安排了人放哨，車一來他們就知道了，很難抓。當然這里面也有些利益問題，例如，村主任、鄉鎮長甚至礦管局的官員，幕后操縱、勾結，這些可能性都客觀存在。畢竟是這么好賺錢的事情。”贛州市一位城礦產資源管理局的官員向記者抱怨說，幾乎不需要什么成本，而利潤又太高了。
價格最高的時候40萬元/噸，即使最早的時候2萬元~3萬元/噸，也很賺錢。去外面打工遠不如偷挖稀土。“按照現有的法律，稀土行業有海洛因的利潤，卻沒有海洛因的風險，各種力量都可以在這里發生作用，不做白不做。”
當然，“老表”們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相互舉報的人很多。接到舉報，他們常常扛著炸藥去，炸掉非法的礦點。
上述官員所在的縣，不僅公安機關給予了積極配合，縣里還給他們配備了幾十個退伍戰士，其中三個還是能飛檐走壁的特種兵。
“偷采稀土的人聽到這個就怕了，執法力量一定要強大，沒有這個力量，怎么可能抑制得住巨大的利益誘惑？但我們都是提著腦袋干工作的，出門都要小心再小心，因為你斷了人家財路，不知什么時候人家就會在你背后捅刀子。”這位礦管局的官員訴苦說，礦管的壓力非常大，經常受威脅，“有時候想想，拿2000多塊錢的工資，冒那么大的風險都不知道是為了什么。”
他總結了一下，能搞稀土的一般是兩種人：一種是牢房里出來的人，另一種是能把牢房里的人撈出來的人。“那得是什么樣的背景啊？我們搞礦管的人不只是人身上受威脅，而且政治上也受迫害。”
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國土局長曾想到他所在的縣搞稀土，他的領導——該縣的礦管局長沒有批，國土局長便揚言要把礦管局長整下臺。該礦管局長趕緊回家算了一下，自己能被抓住把柄的也無非是別人送的一些煙和酒。
“冰箱里的煙大概也不少，這個酒不管是茅臺、五糧液還是什么酒，全倒在一個罐子里泡藥酒，老了以后慢慢喝。煙就不抽了，他想了一下劃不來，被逮到就死定了，于是下定決心把煙戒掉，以后也不給他們機會送煙了。”
該礦管局官員還透露，一些縣領導也參與其中，“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敢吭聲的。”
治理環境，還是回收稀土？
4月8日，國家一級行業協會“稀土協會”成立。工信部副部長蘇波借此機會向媒體披露了過去這些年中國稀土開采所付出的觸目驚心的代價。僅初步測算，僅贛州一地因為稀土開采造成的環境污染，礦山環境恢復性治理費用就高達380億元。而在2011年，江西省稀土企業的利潤僅為64億元。
380億元治理成本的投入與每年從稀土得到的幾十億元收益相對比，確實得不償失。
贛州各縣也紛紛在估算治理環境的成本，尋烏縣方面表示，對全縣所有廢棄稀土礦山進行恢復治理，所需資金達10億元；信封縣向上匯報的這一數據則高達30個億——各縣試圖爭取上級部門最大的支持。
在稀土的提取過程中，先是用硫酸銨去浸泡土壤，形成硫酸稀土和氫氧化銨在土壤里，再經過草酸或者碳銨的沉淀，變成草酸稀土或碳銨稀土，這基本上完成了從開礦到取礦的全過程，留在土壤里的是硫酸根和銨離子——化肥的主要成分，但若濃度太高，會把植物的根都要燒掉。
“那個液體嚇死人的，我們邊上剛好有個水庫，會流到水庫里。邊上的樹全部死掉。”潘娟壓低聲音說。
據環保部門測算，稀土行業每年產生的廢水量達2000多萬噸，其中氨氮含量300mg/L~5000mg/L，超出國家排放標準十幾倍至上百倍。
最嚴重的問題仍然是水土的氨氮污染，因為土壤里氨氮超標，下雨的時候被沖刷到農田里，農田也會受污染。
贛州很多縣，曾經的“搬山運動”式開采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依然清晰可見：把整個山頭扒光，地表裸露風化，好多年之后，依然寸草不生。“這是歷史的欠賬，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江西省龍南縣稀土工業管理局黨委書記廖志偉說。
針對稀土污染，國家各部委專門投入資金進行治理，例如，國土資源部的復墾復耕項目，科技部、工信部針對礦山、土壤廢水的專項治理項目。但由于破壞的面積太大，治理的費用非常高，國家部委的投入只能算是杯水車薪。
地方也在試圖通過一些別的辦法解決治理問題。江西德潤礦業正在龍南縣的一個礦山進行“搬山運動”——大卡車們從礦山上將開采出來的泥土一車車地往5公里外的另一座山上運，那里是高嶺土的加工分離點。
德潤礦業是龍南縣政府以綜合治理廢棄礦山之名引入的企業。根據要求，該項目分兩期投入：第一期是把稀土廢棄礦區里的高磷土回收利用，第二期是投資建一個陶瓷生產基地，總投資12個億。
但目前，德潤礦業只是將高嶺土開采出來，然后直接將原材料賣到外地去。沒有附加值，當地政府并不滿意，要求他們從高嶺土的開采到深加工一條龍生產。不過，對方似乎并不著急。
從高嶺土中分離出來的建筑沙在山上越堆越多，山體越堆越高，已經堆放不下，于是把山下“老表”的耕地也征收了來堆放。“2。9萬元/畝，政府強迫我們把地給賣了。”被征地的“老表”很不滿，但也沒辦法。當地一位農民告訴記者說，他們其實是在山上提煉稀土。
贛州稀土礦業有限公司龍南公司經理林春雷說，“這些東西(建筑沙)放在這里都是寶貝，知道不？當(稀土)價格上來的時候，馬上加工，把稀土提取出來。”
德潤礦業正在開采的礦山獲批的是高嶺土開采權證。它與贛州稀土礦業公司簽署了一份合作協議，聯合稀土回收利用。
但事實上，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是為稀土而來，開采高嶺土不過是一個幌子。“若只是開采高嶺土，不夠運輸的油費的。”
“很簡單，只要你到龍南來，所有人都懷疑你的動機不純。”德潤礦業的負責人反駁說。
根據龍南礦管局局長廖振楠的解釋：該廢棄礦山的稀土含量大約只有萬分之三不到，大部分是石英沙，“把50%、60%的石英沙去除之后，建筑沙稀土的含量就提高了，可以提取出來。這樣，稀土的尾砂就可以得到綜合的回收利用。”他原想將這個項目上報到國土資源部，搞成一個資源綜合利用的示范項目。但終因這個問題太敏感而作罷。
“綜合利用是一個非常高明的辦法，踩到了政策的邊線，卻不違反法規。”贛州另一個縣的礦管局長評價說，“現在的地質部門和中介部門都可以給你作假，稀土含量可能已經超過了萬分之五，但也可以給你做成是萬分之三。這個行業里，很多地質報告是作假的，這是一個慣例，而且你很難取證。”
然而，在采訪中，德潤礦業的負責人始終不承認他們有進行稀土回收。
據了解，目前贛州已有稀土企業開始探索稀土的“綠色開采”工藝。
開采：央企和地方的暗戰
2011年5月19日，國務院終于發出最高級別的稀土政策——《國務院關于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明確指出，用1~2年時間，建立起規范有序的稀土資源開發、冶煉分離和市場流通秩序，資源無序開采、生態環境惡化、生產盲目擴張和出口走私猖獗的狀況得到有效遏制；基本形成以大型企業為主導的稀土行業格局。
2011年11月15日，工信部、國土資源部、環保部和海關總署再次聯合下發《關于開展稀土專項整治行動聯合檢查的通知》，決定對稀土礦山、冶煉分離企業進行專項整治。
于是，稀土行業歷史上最嚴格的整合治理開始了。
陳宇是一家稀土冶煉分離廠的老板，他說，晚上睡不著覺的事情他不做。他的工廠從去年9月開始就已經停產了。政策的嚴控之下，沒事可做，他們整天聚在一起喝酒打牌，這樣的日子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搞礦的人搞得很累的，精神上很受折磨，一下子一個政策，人都要被整瘋掉了，苦得要死。”
陳宇的稀土冶煉分離廠今年3月起開始復工，他分到的指標是380噸，如果加滿開，5月份便要停產。但相比其他同行，這已經算是不錯了，整個江西省的11家分離廠一共3950噸的指標。
指標越來越少，遠不能滿足生產能力。“干完停產，工人放假還要給生活費，社保還得繼續交，否則工人會走掉，恢復生產的時候招不到人。機器放在那里也會被腐蝕掉。”
陳宇已經做好準備退出稀土行業了，他預計，照國家這么嚴控下去，堅持不了多長時間了，他打算轉戰到三線城市去搞房地產。分離廠或許會轉手給中國五礦或是包鋼稀土。
與此同時，在過去的一年，央企在稀土領域的并購整合一直動作不斷。
2011年6月，中鋁在江蘇省收購了5家稀土冶煉公司，掛牌成立中鋁(江蘇)稀土公司；而五礦意圖主導江西稀土整合的野心未斷。
兩會期間，工信部部長苗圩曾表示，全國的稀土企業將整合組建為2~3家大型企業，“整合方案并不一定按省來劃分”，即未來或將組建開采、冶煉、加工應用產品及研發、貿易為一體的大型企業集團。
至此，央企和地方之間圍繞稀土資源的暗戰也進入了炙熱階段。作為南方稀土的主產地，江西當然不愿意將資源的主導權拱手讓于央企。
3月底，蘇波曾代表工信部率隊前往贛州進行調研。“在來贛州之前，在他的腦中，大企業的觀念根深蒂固，贛州之行的目的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說服地方官員放棄對央企的抵制。”
但贛州之行，卻使蘇波改變了原來的很多觀點。“現場考察后，他發現情況不一樣。南方稀土漫山遍野，涉及到山林權與采礦權，若沒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央企根本處理不了這樣復雜的關系。”
礦產資源是國家的，企業拿到了采礦權可以去采礦，但礦藏于地下，上面表土層的山林是農民的，要開礦，必須要跟農民談判，擁有山林的人還可能在礦權人不知道的情況下，把礦給偷采了。這是一個矛盾，必須要依靠當地政府的力量解決。
“看到礦的存附狀態，他應該領悟到沒有地方政府強有力的支持，光靠大型企業去弄，在目前的體制環境下根本做不了，企業不能有武裝，不能派警察去抓偷采的農民，但政府可以做到。”
于是，在“稀土協會”成立的那天，蘇波向媒體披露的兼并重組的企業中，有中鋁公司、中國五礦、中國有色，也有包鋼稀土、贛州稀土等企業。
事實上，五礦在江西的口碑并不好。2003年12月，五礦旗下中國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與江鎢集團，共同組建了合資公司江西鎢業集團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為6億元，其中五礦控股51%，江鎢集團以主體資源、優良資產和骨干隊伍持有49%股權。同年，鎢砂價格上漲，五礦很快就賺回來了，這使得江西的行業領導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而且，五礦是個貿易型企業而非產業型企業，只要貿易能賺錢，深加工的動力必然缺乏。“在贛州干了10年，干了些什么？它挖了礦之后，什么也沒做。深加工一點沒做，最多搞一點鎢粉，剩下就是賣礦。甚至還拉到別的省份去加工。我們應該怎么想？”江西省工信委的一位官員說，但在沒拿到資源以前，五礦承諾了很多，拿到了以后，它什么都不做了。“企業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自主經營決策，這當然沒錯。但難堪的是地方政府。”
這留給江西人很多詬病的話題。江西人覺得自己虧大了。
幾乎每個有稀土資源的省份都想要打造產業鏈，推動當地經濟的發展，“若是完全集中在央企手里，協調起來一定很困難”。
“它們開采出來之后，不一定留在江西進行深加工，它可能會選擇到人才更多、交通更便利的地方，稅收就不交給資源地了。為什么地方想爭奪集團的主導權，說白了就是，爭到這個主導權，讓當地的企業做龍頭在那里干，那就是為當地發展作貢獻了。”該工信委官員說。
以龍南縣為例，該縣去年的財政收入是9。1億元，稀土產業的稅費就達3。86億元，占43%多。
“打造產業鏈，搞深加工，需要資金、人才、技術、管理、市場、資源等。央企比我們強在哪里？資源，肯定比不上贛州稀土礦業；資金也比不上，贛州稀土礦業的利潤是很高的，不存在資金問題；人才和技術，稀土整個產業中，從開采到冶煉，江西的水平是國內最先進的。可能在市場上，五礦比我們要好一點，因為它是專門做貿易的”。
這位工信委官員認為，央企并不具備特別的優勢。“贛州的稀土資源是獨一無二的，整個重稀土產業，江西幾乎占了三分之一。憑什么沒有相應的地位？這么好的基礎，支持江西發展，也是比較合理的。”他坦言，現在江西肯定也想爭取成為整合之后的大集團之一，“但最后要到什么程度，北京方面會認可，那就看企業怎么去運作了。”
去年11月30日開始，贛州稀土礦業已經徹底停產。“為什么要停產？因為我們要轉型上市。”上述贛州稀土礦業的負責人對記者說，未來要上市，必須要求自主開采，原來的礦權雖歸贛州稀土礦業所有，但具體開采稀土的是個體老板。另一方面，也要過環保關，實現環保開采。“停產之后，剛好可以把這些做好。不過關怎么上市？”
然而，自主開采就意味著要將所有的開采老板全部趕下山。但這面臨著很多問題：
一、山頭是他們從“老表”手里買過來的。
二、整個車間都是他們做的。
怎么補償是個問題。具體的補償方案仍在制定中，但目前的阻力很大，因為涉及面太廣，還可能會遭遇群體事件。“因為所有的礦背后可能都幾百個大大小小的股東。最棘手的是，基本的利益者中，很多都是官員，官商勾結，官員參與進去之后都在背后操縱。”該負責人表示。
據他透露，贛州稀土礦業公司開始接觸部分企業，正在洽談收購的分離廠包括萬寶和鍇升，已經進行了資產評估。
此外，贛州稀土集團有限公司即將掛牌，該集團將涉足稀土采礦到分離到深加工應用再到科研的一體化經營。
自己的稀土，自己卻只有貼牌工廠
中國五礦集團總裁助理王炯輝曾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過去，我們都是賣原材料，不注重后端應用。1元錢的稀土原料，我們粗加工最多賣10元、20元，到歐美做成產品后，我們就要花1000元才能買回來。”
從前說稀土的賤賣，大多數時候指的賤賣原礦。
由于過度開采、盲目競爭，稀土出口一度賣成了“白菜價”。2005年，中國稀土年出口量比1990年漲了9倍，但價格卻下降了55%以上。與此同時，一些發達國家的企業大規模地到在中國稀土資源區投資設廠。這些企業在當地大量買入稀土原料和金屬，簡單加工后便運到國外進行深加工或儲備，提純后產品增值10倍。
如今說稀土的賤賣，越來越多地指向了粗加工產品和初級加工產品。
隱患：尖端技術都是國外的
潘海波的企業主要生產永磁材料，日本的技術，出口到香港。“我們不能把稀土挖出來就賣掉，原礦也許只有10萬元的價值，但做成永磁產品賣出去值一兩百萬，附加值很高，可以為國家創造很多稅收。”
永磁材料作為新型材料，是國家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獲國家鼓勵。
北京科技大學為了研究日本的磁性材料，采購了他們的設備。“一個熔煉爐子花了2000多萬，現在我們國內制造出來的400萬就可以買到。”
把別人的產品買過來，很快地復制出來，然后大大地降低成本，這是中國人的優勢。
但這顯然無法與技術最先進的日本、美國相比。他們的燈粉可以賣出比我們高出1/3甚至2/3的價格，同樣的材料，比如三基色熒光粉，國外可以做到納米級，發光效果好，壽命長，價格就更高。
“我們稀土行業真正的隱患在于，幾乎所有的尖端技術用的都是國外的。”江西省工信委的一位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達了他的擔憂，“以目前做高仿的新材料為例，貴金屬鏑元素的比例，我們要添加到1。7甚至二點幾，但國外可能零點幾就夠了。那么貴，國內的企業添加的量多，就幾乎沒什么市場競爭力了。”
在稀土行業，這樣的現象并不罕見。
因為沒有技術的研發創新，原來做合金的時候，把所有的稀土元素全部拿去做，包括鋱、鏑這些貴金屬。現在才懂得把這些價值很高的金屬元素提取出來之后再做，性能絲毫不影響，還是跟原來一樣。
事實上，在很長時間里，我國的企業很多不太知道哪種金屬起什么作用，于是將稀土的全部金屬作為原材料放進去，這也造成了巨大浪費。
龍頭企業環保至今未達標
“中國稀土原礦的開采技術可以說是一流的，分離技術也是一流的，但終端應用產品的核心技術卻幾乎全部掌握在外國人手里。”贛州稀土礦業龍南公司經理林春雷指出，“像我們手機、電腦的磁盤，基本都是外國進口的，我們做這個只能貼牌別人的專利。”
“中國人的制造能力是很強的，但開發能力卻很差，別人研發出來的東西我們很快就能復制，但創新和研發能力比較弱，研發和科技投入比較小。真正哪個企業會拿出幾百萬投入到科研？國有企業也許會。”
然而，即使是中國五礦這樣的大央企，雖有一個研究院，但涉及到知識產權，自身新的研發成果還是少。
有北方稀土龍頭之稱的包鋼稀土，其環保審核至今仍未達標。在不久前，環保部污防司發布第二批基本符合環保要求稀土企業名單中仍然沒有包鋼稀土。
有業內人士指出，“作為稀土行業的領頭羊，包鋼稀土環保居然沒有達標，它不考慮整個產業，只考慮企業的利益，該炒作的時候炒作，它使得整個行業非常混亂，也給釹鐵硼產業帶來了很大的傷害。”
還不只是企業的投入問題，國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也不夠，使得企業更不愿意投入進行研發創新。
“我們最大的缺陷在于技術研發創新上遠遠不夠。”潘海波坦陳，僅以永磁材料這一行業看，“還有很多核心、特別高性能的產品我們是做不來的，而且在產品的一致性上，日本企業也遠比我們做得好，無論是過程管理還是各種控制，都做得特別好。”
我們還是在給飛利浦干活
在贛州，稀土產業已經在逐級延伸，從原礦到稀土分離到金屬冶煉再到永磁材料……每一個環節都有自己合理的利潤。
在重稀土的主產區贛州龍南縣，一共有26家稀土企業，包括4家冶煉廠，9家做稀土廢料回收利用廠，還有3家磁性材料企業，以及生產發光材料、熒光粉、照明、添加劑、重稀土合金和拋光粉的企業。
但在這26家企業當中，只有中國五礦和廈門東林合作投資生產的節能燈，是龍南稀土行業的第一個終端應用產品，其最重要的一個材料就是稀土熒光粉。其超過90%的產品拿來出口，但這在國際上仍不屬于高新技術，節能燈是飛利浦發明的，他們仍然是在給飛利浦干活。
“坦率地說，贛州乃至整個國家，稀土行業真正致力于終端應用產品的深加工企業寥寥無幾。”林春雷說，國民對中國稀土的期望太高了，“全世界2480多項發光材料的專利發明，我們才占了0。8%，這是一個什么概念？等于說，幾乎全部的知識產權都掌握在外國企業手里。我們的起步太晚”。
“未來關鍵是怎么培育自己的創新能力。”上述江西工信委官員說。
中國的稀土工業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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