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低碳“真偽”之辯
處于探索階段的中國低碳城市建設，正面臨多方的質疑。其中，有兩位權威專家的評價最具代表性。一是去年12月，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在接受《中國青年報》專訪時提出的，“我國并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低碳城市。”二是今年8月，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李迅在接受鳳凰網采訪時，關于“目前城市中真正按低碳生態的理念在進行的項目，可能僅有五分之一”的表述。包括專家、媒體在內的這種種質疑之聲，最終導出了一個“偽低碳”的民間“定論”。
“偽低碳”的民間“定論”之中究竟包括哪些實際問題呢？筆者認為，除了十分明顯的隱含著對目前中國低碳城市建設流于“口號化”“形式化”的深層思考，人們歸納并提出“偽低碳”的概念的主要依據，是專家們在談及我國低碳城市建設難以名副其實的現狀時，提到的 “缺乏低碳量化評價指標體系”和“低碳城市發展普遍缺少整體規劃和實施措施”這兩個主要問題。因此，中國低碳的“真偽”之辨，中國低碳城市建設實現“突偽”的關鍵，就在于扎扎實實的落到建立“低碳量化評價指標體系”，在于因地制宜的強化“低碳城市發展的整體規劃和實施措施”。
建立量化評價指標體系，是檢驗一個城市低碳建設“含金量”的主要標尺。這一點，事實已經做了充分的證明。丹麥的哥本哈根市之所以被全世界公認為“低碳城市”的典范，很大程度歸結于直觀的低碳量化數據。據媒體報道，自1995年到2005年期間，哥本哈根這座擁有120萬人口的城市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了20%。
必須清醒的看到，我國在這方面至今仍然困難重重。雖然今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發布了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最新成果。但專家同時透露，目前省級碳排放指標核算仍存爭議，包括電力碳排放屬地的計算、城市邊界的確定等等，業內正期待能在核算體系方法上達成一致。也就是說，低碳評價標準的最終出臺還得假以時日。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與其糾結于“阿喀琉斯之踵”式的爭論，不如靜下心來研究“核算體系方法尚未達成一致”等問題下的彌補對策。筆者認為，在低碳城市量化評價指標體系出臺之前，最可行的低碳發展之路是采取調研與實踐相結合，二者缺一不可。
8月底，“中國首個低碳功能區項目”Z區在北京正式啟動，雖然也有媒體提出“概念化炒作”的質疑，但不容置疑的是，Z區正是我國第一個由低碳民企、國家權威科研機構、地方政府聯合進行的低碳量化實踐。也正是基于這一點，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學會低碳研究中心主任杜少牧才提出了這樣的觀點——“Z區”很有可能成為國內第一個具有真正意義可以量化和評估的低碳功能示范區。
如果說我國低碳城市建設缺乏具體的量化評價指標體系，是受了客觀因素的影響，尚情有可原。那么，城市低碳發展整體規劃和實施措施的有無，則能直接反映城市決策者是否具有推行低碳的誠意，進而驗證城市低碳建設的“真偽”。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600多個城市中，已有200多個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目標。在這些城市中，把低碳、生態治理等同于節能，大搞“節能形象工程”、“生態形象工程”的并不在少數。而東部沿海地區的重工業污染逐步向中西部轉移的趨勢更讓我們揪心。中西部某些城市如此盲目承接產業轉移，一方面反映出對GDP數據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暴露當地決策層缺乏建設低碳城市的責任和決心。
因此，要打造低碳城市，必須首先摒棄“唯GDP”式的城市發展觀，靜下心來研究降低城市碳排放強度的對策，基于本地排放情況及經濟社會發展趨勢，設定低碳目標，編制本城市的低碳發展規劃，然后推進規劃的實施。簡而言之，科學規劃是中國低碳城市建設“去偽存真”的關鍵。
筆者認為，低碳城市規劃應該將辦公、娛樂和居住的區域完美結合，居民不需要開車或乘車就能上班或購物，而且由于城市規劃布局合理，建筑容積率低，可供行人活動的綠化空間大，大家將更愿意選擇步行、騎車的出行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如何通過科學合理的規劃，讓普通老百姓切實感受到低碳帶來的簡單、舒適和快樂，進而改變大量購買、大量廢棄的高碳消費模式，是未來我國低碳城市建設必須考慮的問題。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低碳的“真偽”，關鍵在于低碳量化評價的標準、城市整體規劃和具體實施方案等重要前提是否缺失，是否科學。而“偽低碳”之類評價的出現，則從某個側面反映出，我國低碳城市化發展正處于摸索階段的客觀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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