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成共識 貨幣收緊似成必然
G20峰會后稍顯沉寂的人民幣匯率問題,本周烽煙再起。圍繞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中國統計局本周三(12月1日)發文回應伯南克此前對人民幣匯率問 題的指責,文章稱,美國經濟低增長是其自身結構性問題,并不是依靠人民幣升值所能解決的。而不久前,美中經濟暨安全委員會發布報告建議美國財政部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從上世紀80年代美國敦促日本、德國貨幣大幅升值以尋求貿易平衡的歷史經驗來看,人民幣升值可能無助于減少美國貿易赤字,而只是使出口方從中國變為其他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發展中國家。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人民幣沒有升值的需要,逐漸升值已成為各方共識。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的分析人士均認為,人民幣逐漸升值將有益于緩解國內基礎貨幣的超量投放,平抑通脹壓力,亦將推動經濟由出口導向型向內需拉動型轉變。
“廣場協議”后日本和德國迥然不同的經濟表現昭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貨幣對外升值后,對內則需收緊貨幣政策,以抑制經濟過熱和資產價格泡沫,避免落入日本式“失落的十年”。
人民幣再承壓
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在G20峰會開始的當天(11月11日)收于6.6450,創下2005年匯改以來的新高。不過在這次峰會上,人民幣匯率問 題未能如美國所愿成為矛盾焦點。G20峰會之后,人民幣匯率壓力減輕不少,人民幣兌美元開始一路走貶。最新數據顯示,周五(12月3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 價較上日的6.6691上漲86點,報在6.6605。不過6.6605元的最新匯兌價格仍比11月11日的6.6450低155個基點,跌幅達 0.23%。
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的東北證券(000686,股吧)宏觀策略分析師王國兵認為,“人民幣兌美元短期貶值符合人民幣匯改實現區間波動的目標,但仍不改人民幣長期升值預期。”
統計局網站周三 (12月1日)發表文章《“雙速”增長不應是開啟印鈔機的借口》(署名黃真),回應伯南克此前對人民幣匯率的批評。伯南克在歐洲央行會議上發表了以全球制 衡為主題的演講,為美國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辯護,并將矛頭對準了中國,稱“如果不是因為一些國家采取低匯率政策,美國也用不著開啟印鈔機”。黃真的文 章則反駁說,美國經濟低增長和他國匯率無關,根本原因是其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問題。
這場口水仗只是最近人民幣匯率問題再度受到關注的一個例證,有報道稱美國會議員正努力尋求參院領導人的支持,期望在感恩節假日(11月25日至 28日)后,將已經獲得眾議院投票通過的《貨幣改革促進公平貿易法案》提交參議院投票表決。不久前,美中經濟暨安全委員會發布報告敦促美國對人民幣匯率低 估采取打擊行動,建議美國財政部給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
升值已成共識
敦促人民幣升值,可能無助于美國解決對外貿易赤字問題,對降低美國國內高企不下的失業率和緩慢的經濟增長同樣于事無補。“廣場協議”后,日元、 德國馬克等貨幣兌美元大幅升值約1倍,但并沒有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問題,而是使得美國進口轉移至成本更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印度等。
“美國的確不希望看到對單一國家赤字過大。據我們研究,單一國家的出口很難占到美國進口的30%以上,美國會有意地分散其進口來源。”國泰君安 貨幣政策分析師陳嵐接受《每日經濟新聞》采訪時如是說,而且“匯率問題,更多的是國際政治博弈。”她認為,人民幣匯率長期內仍將升值,不過將更加靈活,匯 率將更加富有彈性,這樣也更加有利于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出于經濟和政治雙重目的,美國一直試圖力壓人民幣升值。但并非對方所支持的主張就是錯的。拋開兩個國家的既有成見不談,國泰君安陳嵐認為,對國 內經濟來說,人民幣持續升值對于抑制短期經濟過熱和長期經濟轉型均有益。她進一步表示,“從目前的物價水平來看,如果物價持續上升,經濟還是存在過熱跡 象。”
同時,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造成的流動性泛濫,可能吹起新一輪的資產價格泡沫。如果不想讓“這個泡沫在國內市場形成,具體的對策有三條,即升值、加息并且加強資本管制。”經濟學家黃益平撰文指出。
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就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目前我國累積的外匯儲備余額已經超過2.6萬億美元,造成大規模的基礎貨幣被動投放,對國內貨幣政策獨立性造成嚴重干擾。
在國內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宏觀背景下,人民幣升值或許將成為這一轉變的推手。“長期來看,順差增長趨勢仍將持續,中國大的宏觀背景也是從出口導 向型轉為內需拉動型,通過升值促進國內經濟轉型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國泰君安分析師陳嵐表示,“另外,通過升值也可以改善經濟結構,促進經濟轉向更有效 率的生產方式。”
國泰君安宏觀策略分析師江亞琴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趨勢是確定的,不過每年的升值幅度可能不會太大,大概會維持在3%～5%的范圍內。”
歷史經驗:升值后貨幣需緊縮
“廣場協議”后的日本與德國相反的經濟政策及迥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可為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貨幣政策提供借鑒。
1985年9月22日,5個發達工業國家財政部長及央行行長達成聯合干預外匯市場的協議,即“廣場協議”,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序地下調,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
“廣場協議”后,日元兌美元到1987年底時已接近升值100%,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高升值了100.55%,英鎊升值了66.98%。
“廣場協議”中與美國簽訂城下之盟的并非只有日本,其后本國貨幣兌美元大幅升值的也并非只有日元,日本卻成為唯一一個陷入將近20年衰退的國家。德國等國家則維持了強勁的發展勢頭,甚至在經歷本輪經濟危機后,成為歐盟國家中最早復蘇的國家。如此大的差異,原因何在？
經濟人士普遍認為,國內貨幣政策的不同,是上述差異的主要原因。“日元升值被當時的日本政府認為是和出口相對立的最大矛盾,此后日本政府開始降息應對”,江亞琴介紹稱,“日本的考慮是(降息)抑制日元升值,結果造成國內資產泡沫特別嚴重。”
以地產價格為例,在不動產投機最瘋狂的時期,位于東京的日本皇宮所占地塊,其價值與美國整個加州相當。不過好日子沒能持續,1991年泡沫破滅后,日本經濟陷入增長低迷的20年。
“廣場協議”后的德國走的是與日本相反的道路:“德國采取了更加嚴格的貨幣政策,一旦發現資產價格泡沫或者通貨膨脹的苗頭,就迅速地加息。”江 亞琴說,“現在的澳大利亞也是借鑒德國的經驗,在加息之后,澳大利亞的房地產價格已經開始慢慢回落,CPI上漲的趨勢也在減緩。”澳大利亞央行11月2日 宣布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4.75％。
“國內目前對資產泡沫的重視程度是非常高的,控制泡沫需要加息。”江亞琴表示,近期再次加息已成為市場的普遍預期。 此前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的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認為,央行此前一次加息力度仍然不夠,年底之前可能還需要上調基準利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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