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之后實現全球金融監管時機到來
在20國集團（G20）領導人首爾峰會上，宏觀經濟失衡和匯率的爭論成為媒體報道的焦點，此外，各國領導人還見證了金融監管的一個里程碑。他們象征 性地結束了兩年前首次G20峰會開始的全球性討論。最重要的一點，他們簽署了于9月完成的、有關銀行資本和流動性監管的巴塞爾協議III。新協議明顯收緊 了之前的要求，給了各國領導人一個宣稱“任務已經完成”的機會，因此他們可能轉向其他話題。
在很多方面，全球金融改革的范圍正在變窄。7月，美國實施《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標志著該領域主要立法活動結束。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或不情愿或沒準備好接過全球領導力的接力棒。形式上，一些金融監管問題仍停留在議事日程上。 但是，剛接任G20輪值主席國的法國，總統薩科奇竟然在8月的G20行動計劃講話中，除了商品市場，竟然沒有提及這些。這與兩年前形成鮮明對比，當時金融 改革是G20的主要議題，很多國家領導人，特別是歐洲領導人，對金融規則的全球協調非常熱情。
實際上，全球金融業不可能只提交一本規則手冊。巴塞爾協議只是規定了最低標準，而不是最優標準。一些區域，從瑞士到中國，正考慮更高的標準。防止和管理大 銀行倒閉的方案保持了多樣化，作為全球金融監管的協調者，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在提交給首爾峰會的報告中這樣提到。
全球會計準則趨同化，很可能比危機前的一般預期更耗時且多樣化。所有這些并不必然是壞事，即使這意味著一些地方會存在競爭扭曲和監管套利。不是所有的監管 都需要全球化，因為很多金融活動，特別是零售銀行業，主要在一國內部發展，或者像歐盟那樣，是地區性的活動。在這種局限的環境中，全球金融監管討論的下一 個階段，將從三個寬泛的要求出發。
首先，全球金融機構的體系需要鞏固和改造。在某個特定國家，金融監管的技術性特征使其授權集中于特定的專家機構，但是，這些授權只有在被許多利益相關者接受的前提下才會有效。由于金融世界變得更多極化，新興市場國家必須在監管中被授予更多的權利。
當公眾的目光集中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這類改革，在給予中國、印度和巴西這類國家足夠的代表權方面，其他重要機構比如國際清算銀行（BIS）和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還差得很遠。一些主體還缺乏透明度和可信度。因此，IASB需要重獲投資大眾的信任，近幾年，他們的關切常被忽視。巴塞爾 銀行監管委員會自身也需要開放，提供更多的外部審計。金融穩定委員會（FSB）需要闡明它的職責和角色，包括與國際清算銀行的關系，目前這一點仍然模糊。
其次，資本市場的全球整合仍需努力推動，這個進程對籌資者和投資人都可帶來明顯的經濟利益。正在進行中的重要交易再監管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交易和清 算平臺、評級機構、審計機構，因危機而變得非常必要，但是仍有破碎的危險。隨著時間流逝，這些危險很可能越來越明顯。
對于跨市場交互操作，就需要對市場參與者更高程度的全球規管和監督，比如對零售銀行。在這種思路下，FSB建議針對多數全球性投資銀行設立一個特別的監管機制，這種想法是正確的，這些投資銀行在跨境資本市場中介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最后，公眾監督全球金融系統的能力需要大大提高。這對于跟蹤系統的漏洞，確保全球的承諾正確執行是很必要的。引人注目的是，沒有一個現存的恰當機制，可以 確保作出承諾的國家能夠堅持執行會計或銀行資本的國際標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和金融穩定委員會都扮演一些角色，但是漏洞仍存，部分因為企業 和政府信息公開披露不充分。
后危機的嚴峻現實給迅速再造金融系統留下很小的修辭空間。上述的要求可能被認為非常短暫的議程。即使這樣，如果G20領導人在未來幾年可以面對這些問題，他們仍將獲得更多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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